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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投资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值得大书特书

2021-08-20 15:38:16 来源:国际金融报 作者:​张锐

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4.5%,这是过去5年来,该省制造业投资增速首次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6%,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9.2%,后者也一举摆脱了去年全年持续收缩且跑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被动。制造业投资的局部与全局景气度提升,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发生喜人的切换,值得大书特书。

一国除了人力资本投资或技术投资外,其余的都是固定资产投资,前者也可叫做无形投资,后者亦可称为有形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广布于第一、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比如第三产业中的农业水利设施投资、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投资与建筑业投资和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投资,其中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可归入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官方统计报告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割为三个部分,即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因此,我们讨论制造业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区别,实际也就是在讨论其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不同。

除了名字与称谓上各异之外,固定资产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的确存在许多差异。拿基础设施投资来说,其投资主体在我国主要是政府,故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几乎可以称为政府投资;而制造业投资的主体则是企业,是完全不同于政府投资的商业投资。当然,政府也可参与制造业投资,但遵循市场规律要求其必须主动抑制投资边界,理由是政府投资过大过深必然对企业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因此,在政府对制造业投资介入受限的前提下,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实际反映出的是微观主体商业热情的自主迸发以及经济活跃度的显著提升。

从经济学上讲,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性质上属于公共物品,大众在占有与使用上存在着搭便车、公地悲剧之类的行为,说白了就是,人们在使用时只追求个人消费价值的最大化,但并不关注资产的升值,而且凡是公共物品也不讲究资源经济价值,不少可能还是赔本的买卖。同时,房地产投资生成的物品虽不是公共物品,但房子是用来住的,其本身并不应具备太多的交易属性,主要目的自然就不应是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财力与经济发展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其实很难获得持久性支撑。但制造业投资则完全不同,企业投资形成产品在性质上就是私人物品,即为企业所有,即便政府投资制造业形成的国有企业,使用权依然归企业而不是面向公众开放,情理逻辑上还是企业私人物品,正是如此,企业非常注重资产的增值,并通过生产经营过程中创造出最大化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业投资的扩张代表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

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固定资产投资往往是逆周期的一种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当经济出现下滑或者萎缩时,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来拉动上游原材料需求与中下游服务的供给,达到稳定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目的,而在经济过热时又需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防止经济出现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但制造业投资对应的则是顺周期市场化安排,即越是经济处于不稳定与减速状态,制造业投资往往会呈现出自动收敛,反映的是企业对风险厌恶的增强以及决策上的谨慎,而越是经济复苏与上升时期,制造业投资会表现出活跃与繁盛状态,反映的是企业商业信心的强化以及对未来市场的乐观预期。因此,制造业投资的上升往往是一国经济从低谷走出并进入上升周期的重要标志,统计学上也将制造业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作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来看待。

再从扩张形态看,固定资产投资应当属于外延式投资,可以看到的是物体规模与数量的增加,动态上呈现出的往往是资源扩张的脉冲状态。虽然基础设施中也显现出了不少的技术含量,比如桥梁、铁路以及码头与机场技术使得物理设施更加坚固与更为智能,外观上也更好看,但其实这些技术在制造业投资开始前就已经生成并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与制造业投资并无多大关联。至于房地产投资,技术含量就更低了。相对而言,制造业投资尤其是机械设备投资所携带的技术因素不言而喻,特别是伴随智能车间、智能工厂与高科技产业园的涌现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形成,制造业投资的技术形象更会显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如此,制造业投资是一种内涵式投资,是一国技术能量的聚集表征,其增升与加速状态显示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轨迹与趋势。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只是一种“范围经济”,即投资半径以及落地物体仅仅限于国内,除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外,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在他国进行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的直接投资,而且即便是采取劳务输出与技术支援方式,最终生成的固定资产也是当地国所有,主要为本国民众所享用。但制造业则不一样,一国在全球任何地方投资形成的工厂设备与生产链等都是本国所有,并拥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制造业是一种“无界投资”,同时不同于一国基础设施领域一般不对外开放,制造业投资领域则呈合资与包容状态,无论是厂房还是设备,都可以跨国界合作建造,资源互惠共用,因此,制造业投资越兴盛,对外反映出的是一国产业链越可驾轻就熟地对接全球资源与市场,本国经济的国际化尺度也就越深厚。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相较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其实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次优驱动方式,尽管如此,实践过程中还会经常出现一些偏颇认知与举动,为此有必要加强政策监督与引导。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比制造业投资的商业周期效应更短更快,更会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与推崇,公共财政资金分配因此更愿意朝着固定资产投资倾斜,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地方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决策上的短视不仅可能带来牺牲实体经济的巨大机会成本,相应地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动能的日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更容易拉动gdp,更快捷地显示出地方领导的政绩,因此在投资方式上地方决策者更喜欢“摊大饼”,比如城市大拆大建,地皮挖了又填,填了又挖,而且基础设施的维修保养成本并不计入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也就更愿意破旧立新与推倒重来,由此不仅浪费了稀缺的财政资源,也给民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的确,制造业投资增速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代表着经济增长正在摆脱对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的路径依赖,同时显示发展动能更多地切换到实体经济轨道上来,为此,在制造业投资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廓清政策导向。一方面,制造业投资虽不具有逆周期特征,但越是在逆周期的经济时段,越要对制造业给予更强力度的政策呵护与支持,以给制造业创造出必要的回旋空间与抗压能力;同时越是进入经济的顺周期,越要防止因制造业低端投资化而形成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趋同以及对环境造成负外部性等问题。另一方面,衡量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其在全球产业链的落地位置,因此,未来中国制造业投资应当更多地朝着关键基础零部件、重大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材料设备以及航天、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等高端制造布局,同时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还要强调的是,制造业投资尽管包含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中,但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的平行关系,鉴于制造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改变单纯成为泛公共产品的形式,转为适度服务于制造业投资与发展,比如围绕制造业建设仓储物流、产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等专业基础设施,按照制造企业需求开建地铁轻轨、医院,公园、学校以及人才住房等公共基础设施,还可以面向制造业重点展开公共采购服务等。(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