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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能再造牵引服务出口增量提效

2021-10-08 22:12:31 来源:国际金融报 作者:张锐

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依然还在新冠疫情的压制下艰难行进完全不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则继续演绎着一路扬升的独立行情。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增长25.3%,高出进口27.1个百分点,由此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6.7%。如果不出意外,我国服务出口还将增量扩身,贸易逆差口径也势必持续性收窄。

拉伸时间界面不难发现,我国服务出口其实从五年前开始就摆脱了历史颓势并进入到了一个景气周期中。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2020年,我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速为6.9%,且期间出口增长速度常年快于进口增长速度,同时出口年均增速高出同期全球平均增速的3个百分点,其中2020年服务出口占到全球份额的5.6%,位居世界第四。受到影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从最高峰时期的15024亿元减少到了2020年的8095亿元。

总量得到连续性放大的同时,我国服务出口结构也发生着喜人的改良与优化。目前来看,传统服务贸易中除运输服务出口受到疫情影响,海外市场对中国货物进口需求猛增,从而短期内成为我国服务出口增长的最大门类外,以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服务出口则显示出了更富韧性的增长特征。资料显示,在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已从10年前的35%左右递增到目前的51%,而且不同于传统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处在扩张状态,我国新型服务贸易逆差口径正在逐年收窄。

服务出口一方面可以显著增强一国的总体国际竞争力,如在货物贸易出口的同时如果能够跟进优质的w66利来的技术支持与配套服务,海外投资落地的同时能够提供项目后续管理方案输出,客观上必然提升一国商品的出口附加值,同时强化出口商品在东道国的市场稳固度以及投资可持续度;另一方面,服务出口还可带动一国出口朝着“微笑曲线”的两端迁移,而且新型服务出口占比越高,越能以更强力度引领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也正是如此,基于扩大服务出口体量与优化服务出口结构的创新政策在国内一直处于持续辐射与不断叠加的活跃状态。

服务贸易创新试点是激活服务出口一个成色最为厚重的政策板块,目前试点地区从原有的17个扩围至28个,试点区域在政策支持、创新幅度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度与自主权。与此同时,我国还展开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城市由北京扩容至天津、上海、海南、重庆,且各个试点城市错位竞争特色非常鲜明。此外,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国打造出了12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29个文化出口基地和17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且推出了与进博会、广交会齐名的服贸会。而更值得期待的是,今年年内我国将出台自贸港版、自贸试验区版和全国版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服务出口的便利度将大大提升。

政策驱动以及丰富的商业存量因素造就了未来我国服务出口的巨大想象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是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切换到服务业主导的转型阶段,预计至2025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望提升到60%以上,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另外,国内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预计至2025年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规模可达30万亿元以上,我国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且服务业体量的放大客观上必然提升服务出口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高达3万多亿美元,且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净输出国,伴随着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资本拉动我国金融、和运输等产业向着海外延伸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国内要素优势将加快转换为对外服务出口优势。

但是,在服务出口展现出乐观前景预期的同时,迈向未来目标的现实掣肘也的确不少。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即净出口与进出口总值之比往往是检测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维度,公式“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所显示出的结果会在-1至1之间波动,指数值越接近于1则竞争力越大,指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数据显示,过去10年我国服务贸易tc指数在-0.16至-0.36之间波动,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出口总体上还处于劣势。目前来看,在全部出口贸易中,中国仅为6%的服务出口占比大幅落后于世界23.5%的平均值,尤其是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存续20多年之久,在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呈现出的快速扩张的趋势下,中国要通过扩大服务出口进而扭转服务贸易逆差,需要相应政策的进一步加码与用力。

一方面,通过国内服务市场规模的加速扩容锻造出支撑服务出口的庞大“蓄水池”。目前服务业在我国gdp增加值中的占比为54.5%,低于世界服务业在gdp增加值中的占比67%,说明推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市场能量并不充分,为此,有必要首先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放宽服务市场准入,全面清理服务业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全面实施普惠化的产业政策,同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推动服务产业集群以及服务贸易集聚发展,造就更多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与平台梯队。另外,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推动生产性服务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带动寄递物流、仓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测试、维修维护保养等新兴服务贸易。再者,要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制造业国际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

另一方面,通过扩展开放口径构造出牵引服务出口的宽大“导水渠”。除了不断压缩服务贸易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及放宽外资进入领域外,开放坐标应当对准制度型开放,包括对标国际高标准,在充分竞争、有限竞争类重点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类服务领域的竞争环节,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准,全面实施自由企业制度,建立严格的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率先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制度化“早期安排”,如对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科技研发、会展等服务业行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基础设施配套的用品设备的进口实施零关税,并免除进口环节增值税;探索放宽特定服务领域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允许境外专业人才按照有关要求取得国内职业资格和特定开放领域的就业机会,并按照对等原则推动职业资格互认。

贸易数字化是带动服务出口快速运转的超能“引力泵”。除了远程医疗、线上办公、视频直播、线上金融等新服务业态在全球广泛应用外,数字利来娱乐的版权、检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服务产品也层出不穷,同时跨境电商领域的数字营销、数字交付等新服务模式竞相涌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逆势增长3.8%,占服务贸易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62.8%,对服务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98.3%。对于我国来说,除了北斗系统、卫星导航等全球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外,5g、云服务、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均走在全球前列,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由此从10年前的148.2亿美元逆差华丽转身为顺差,2020年的顺差规模达147.7亿美元,tc指数升至5%。目前,中国数字贸易出口列全球第八,但仅为美国的1/3,扩大数字服务出口的引擎,需要进一步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保护,引导服务业企业在新兴领域加快布局,同时进一步拓展服务贸易合作网络,深化与发达国家在研发设计、环境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并对标国际高标准高水平,探索构建与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相适应、与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数字营商环境。按照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只要政策创新力度到位,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出口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