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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胀压力总体可控,物价不具备大幅上涨基础

2021-11-25 18:19:04 来源: 作者:​张锐

央行在日前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10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5%,预计四季度cpi温和上涨,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在此基础上,央行强调,国内物价走势中长期保持稳定,通胀压力总体可控。而此前发布10月份统计数据时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也明确表示,我国不具备物价大幅上涨的基础。

由于受到基数效应的作用,2021年前两个月cpi出现了同比负增长,但至3月份后很快由负转正,并连续2个月爬升,5月同比涨幅达到1.3%,之后物价开始长达4个月的回落,至10月再度抬头,cpi涨幅创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胀运行曲线上,中国几乎与美国保持着惊人的重合,如3月份美国通胀突破2%,中国物价开始显著回升;5月份美国通胀突破5%,中国物价刷新阶段性高点;10月份美国通胀率同比劲涨6.2%且破了过往30年的最高历史纪录,中国物价创出一年来的最高。这种情况说明由大宗商品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在全球具有普遍性,且境外通胀对中国物价涨幅构成了不小的传导压力。尽管如此,拨云去雾之后,决策层还是作出了通胀总体可控的理性判断。

首先,货币政策并不具备支持物价大幅走高的基本条件。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遏制通货膨胀必须拧紧货币“水龙头”,这句话倒着想就是货币超发与流动性泛滥是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基础,而反观国内央行,即便是在新冠疫情倒逼之下,也没有动摇过合理适度、不搞“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总基调,说明大量印钞的历史在我国不可能再现,同时说明央行不会像西方国家中央银行那样实施财政货币化,也就是通过增发货币以便于从市场购买债券,从而基本上稳住国内流动性增量,由此决定了未来国内不可能形成货币泛滥的趋势,通货膨胀也就失去了繁衍与爆发的政策土壤。

其次,实体经济多渠道吸纳增量货币有效抑制物价上行。货币不搞超发但同时必须满足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正常需求,对此,我国央行秉持以我为主与稳字当头的货币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通过短期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注入增量流动性,保持了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另一方面,央行开发与实施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大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同时今年又设立了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使得流动性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形成有效匹配。基础货币在流动过程中能够很好地被实体经济所吸收,等于就是增量货币更多地沉淀在了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更多地被用于价值创造而不是价格炒作,从而使得通胀风险被提前抑制与屏蔽。

再次,价格链难以形成对物价大幅上涨的经久传导力。包括原油、煤炭等在内的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般会传导到作为下游终端的消费品上,进而带动cpi上涨,但必须看到,本轮大宗商品上涨除了表现为美元流动性泛滥行情以及经济复苏的需求行情外,也受到国际物流不畅以及疫情长尾效应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也只是临时性扰动,更长期的影响力在于,随着新冠疫苗对发展中国家覆盖力度的增强,相关资源出口国的资源供给会得到有效修复与改善,从而一定程度上动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基础。而从国内看,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煤炭等重点产品展开了强力干预,煤炭价格已经开始持续回落,许多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已经出现明显收敛并且趋势还将持续。另外,更长远观察,全球主要经济体基于气候承诺与环境改善而大力度推行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政策,都会在需求端对大宗商品形成反制,进而削减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未来预期。只要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空间被抑制,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失去了进一步上涨的动能,生活资料的价格也就难有大的升幅。

第四,物价大幅上涨的汇率比价基础并不牢固。受到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诉求,美元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持续或大幅贬值的可能,由此可以使得以美元作为定价基础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被绑定在相应的浮动范围之内,境外通胀对国内物价上涨的传导压力也将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美元的贬值空间有限,人民币虽然升值幅度不可能出现“井喷”,但人民币具备因国内经济稳步增长所形成的内生驱动力,相应地势必赢得主权国家外汇储备以及市场化配置的更多青睐,由此决定了未来人民币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态势,来自汇率渠道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便可以籍此得到有效稀释。不仅如此,汇率的稳定必然对国内市场人民币的购买力形成正面投射,一定程度上对货币价值起到维护与输氧功效,进而对物价稳定构成实质性支撑。

第五,国内需求端已经形成对物价大幅上涨的常态性压制。分析发现,本轮国内物价上涨呈现出ppi涨速与涨幅均明显快于和大于cpi涨速与涨幅,导致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说明,ppi的上涨并没有在需求端形成共振,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今年以来衣着、耐用消费品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的持续回调,而且这种趋势估计也很难逆转。另一方面,在cpi构成中,猪肉价格往往占有很大权重,甚至物价周期几乎等于“猪周期”,而今年以来猪肉价格已被斩去大半,同时全国肥猪出栏量稳定在6.9亿头以上,对应国人一年消费5亿-6亿头猪的常态,供大于求会对猪肉价格形成长期压制。此外,国内居民尤其是更多城市居民的消费重心转移到生活质量提高的层面上来,以“低脂、零卡、减肥、瘦身”为宗旨的轻食消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少吃红肉多吃白肉成为了许多人的消费倾向,从而进一步在需求端对猪肉消费构成客观抑制,猪肉价格因此在较长的时间通道中难以大幅提振,对应的国内物价走势也不可能有过头表现。

第六,大众对物价大幅上涨的预期并不充分。我国自2015年实施的通胀目标制度较好地锚定了通胀预期,过去六年年度通胀率分别是1.4%、2%、1.6%、2.1%、2.9%、2.5%,年年落入目标值附近。同样,今年前10月cpi仅同比增长0.72%的幅度仍然距离政策约束目标相当遥远。按照卢卡斯创建的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公众从过去通胀趋势外推的通胀预期将会提高未来的通胀。反过来说,长期低通胀趋势可以淡化与抹掉民众预期物价上涨的心理压力,支持其更加合理地安排消费支出,避免因情绪化而产生的需求加大通胀风险。中国的长期低通胀走势正好与此契合,并且预期平稳下的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更是构成了我国中长期物价平稳的压舱石和基本盘。

最后,产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格局削弱了物价大幅上涨的客观基础。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持续多年的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实现了工业部门无效产能的较好出清,同时推动了国内工业供给与需求的再平衡。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持续保持充分,从而可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另外,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广度与深度上朝着制造业植入,企业对市场的响应更为迅疾与灵敏,产品结构变得更为优化合理,供给侧可以强力释放出培养与刺激消费的动能,同时,不断升级的消费也能对企业形成引导,供给侧的柔性制造也能更好地满足个性化需求,最终,供给与需求实现了精准匹配与有效对接,完全不会出现供不应求情景下物价大幅上涨的局面。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